著名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老人于1992年8月30日在北京无疾而终，享年99岁，这位世纪老人比毛泽东晚出生仅3个月又21天，他与毛泽东的友谊，颇为世人称道。

1976年9月9日，毛择东溘然长逝。惊闻噩耗，张国基泪如泉涌，万分悲痛，回首往事，彻夜不寐，次日填《念奴娇》词一首，以表哀悼。

《哭毛主席逝世念奴娇)

五纪同舟，瞬息间，顿成过眼云烟。忆往昔峥嵘岁月，恰是同学少年。城南风雨，麓山红叶，湘水碧连天。武汉农运，南昌奉命执鞭。

政治思想教育，平生风仪，师友一身兼。胡旗一夜秋风烈，大星遂陨幽燕。天柱倾崩，地维折裂，革命失中竖。八亿人民，倾盆泪雨成川。

诗词深情地回顾了与毛泽东的交往及追随毛泽东革命的经历，强烈地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景仰和猝失师友的悲痛。

 

同龄同学又同乡

 

 

张国基与毛泽东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15年，张国基自益阳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编在第13班。毛泽东当时已入一师就读，比张国基高两个年级，在第8班。他们同龄同乡又同学，正当意气风发，风华正茂之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接受并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敢于反对旧传统、旧礼教，学习刻苦用功，知识广博，且性情温厚，平易近人，成为学生领袖。学校里成千的学生都认识他，尊敬他。张国基一入校．就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他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读书会，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读书会中多为贫寒子弟，没有余钱买课外书。为了用少量的钱，读更多的书，毛泽东提议每人买一本书或凑钱买线装书。如四史、三通、《唐宋诗醇》等，然后大家集中在一起，互相阅读，并约定每人每天读半本或一本，每星期五、六集会讨论，交流心得，释疑解难。

每年寒暑假，其他学生大都离校回家度假，可毛泽东并不回乡，他总是邀上蔡和森、肖子升、张昆弟、张国基等几个同学，借居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筹备处的半学斋，终日勤奋地看书读报，研讨时事。同学们自己打柴、挑水、洗衣、煮饭，一切日常生活都是自己动手干。他们常到半山腰的爱晚亭或爬上顶峰云麓宫去看书读报，讨论问题。1917年暑假，因人数增多，半学斋住不下，张国基便和另外几个同学借居岳麓山屈子祠。这里和半学斋相距仅一箭之地，除吃饭、睡觉外，每天讨论学习时，张国基都和毛泽东在一起。长期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张国基从心底佩服毛泽东的学识和才干，自觉获益匪浅，以至他在后来的回忆录《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处的日子》中写道：“这样乐融融地过一个假期，胜过学校一年的学习。”

 

奉命游说共驱张

 

1917年冬，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忠实走狗张敬尧，乘北洋直皖联军与南方湘桂联军混战之机闯入湖南，当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他骄奢淫逸，作威作福，敲榨勒索，摧残教育，钳制革命思想。他兄弟四人，即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名字好听，可个个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湖南人民对其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三、四，虎、豹、豺、狼。”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大联合》的文章，猛烈抨击军阀张敬尧之流，令张惊恐万状，惊呼“过激党杀到湖南来了！”他一面武力镇压，强行查封〈湘江评论〉，一面收买湖南土豪劣绅为他歌功颂德，他请劣绅头目曾重伯（前清翰林，曾国藩孙）出面，召开什么“拥张公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得到消息后，立即召集湖南学联骨干和新民学会会员开会，研究如何采取措施，反击他们。会上布置分头联系各行业组织，请他们届时都派代表去参加会议。张国基当时既是新民学会会员，又是湖南学联副会长。那天，当学联骨干、新民学会会员和预先联系好的各行业代表进入会场后，约定一见信号，就一齐动手。当曾重伯在台上胡诌张督军如何德惠湘民、治湘有方时，只听见台下突然有人高喊“打！”众人齐喊：“打、打、打！”一时间，守门的关门，守窗的关窗，台前的凳椅齐向台上飞，吓得那群出卖灵魂的劣绅魂不附体，抱头鼠乱窜。于是，张国基等登上主席台，下令不许走动，历数张敬尧罪恶，并将事先印好的〈各公团驱张宣言〉予以散发，把“拥张大会”变成“驱张大会”。

毛泽东纵览全局，对当时军阀之间的重重矛盾洞若观火，看得一清二楚。如吴佩孚对段祺瑞政府将湖南这个肥缺给了张敬尧，而让他冷冷清清驻军衡阳，心怀不满；冯玉祥当时虽只是个旅长，但在北洋军中素有善战之称，可未被重用，叫他驻守常德，为张敬尧守西门，拒桂军，心中不悦；还有驻守长沙的李根源师，对张氏兄弟的横行霸道早已不满，敢怒不敢言。于是，毛泽东召集各公团代表开联席会议，正确分析形势，布置下一步工作，决定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派出代表分头游说，请他们协助驱张。会上，毛泽东指派张国基于衡阳找吴佩孚，石盛祖去常德找冯玉祥，蒋竹如、陈纯粹去郴州找谭延闿。会后即分头行事。

张国基奉毛泽东之命，拿着公团代表证和介绍信函，乘轮船从长沙到湘潭，然后乘小舟去衡阳。先通过熟人关系，见到了吴佩孚的参谋长，说明来意后，请他与吴佩孚商约会见时间。三天之后，张国基被接到吴的司令部办公室。不一会儿，吴佩孚走了出来，只见他身材高瘦，腰板笔挺，两目炯炯有光，两撇八字胡髯更增添了几分军人的威严。与张国基寒喧几句后，吴佩孚屏退左右，听张国基陈述了张敬尧治湘乱政情况后说，这些情况，我亦早有所闻，但作为政府任命的军人，不便直接出面干预政治，湖南人民所受苦难与不满，我深表同情，你们的意见，待有机会一定报告上去，请回去后转告各公团，耐心忍耐一下。并说会向长沙方面的李司令打招呼，请他就近加以保护。张国基乘机提请吴佩孚给李根源司令写信，吴满口应承，此次密谈约一小时。两天以后，参谋长果将吴佩孚亲笔信送到张国基下榻的西湖教育会，并嘱严密收藏，万万不可遗失。张国基一到长沙，就把信交给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此行经过，毛泽东感到十分满意。

在各方面的互相配合下，1920年6月，毛泽东发起组织的驱张运动获得全胜．张敬尧夹着尾巴仓惶逃出湖南。当时，张国基已应聘去南洋执教，毛泽东立即将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写信告诉张国墓，张国基亦随即回信向毛泽东祝捷。

 

欣然应聘去南洋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时局危急，大有结成团体的必要。

1918年4月18日，在长沙岳麓山下蔡和森家里，召开了新民学会成立大会。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萧子升、萧子璋、邹蕴真、陈书农等十余人到会。他们大多是第一师范最优秀的学生和长沙一些进步学校的教员。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章程，选举毛泽东为评议会总干事。随后不久，张国基就与罗学瓒、熊瑾玎、周世钊、向警予、谢觉哉、罗宗翰、夏曦、蔡畅、彭璜、郭亮、李振翩等人加入。学会一般每周或半个月开一次会，研究学术或当前的国事问题，报告学习和工作计划，也相互批评和提意见。会议大多由毛泽东主持，并作会议讨论的总结。

新民学会成立后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就在第一师范毕业，将要走上社会。毛泽东并不以新民学会为满足，时刻想着向外发展，会员们也都有向外寻求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的要求。在离别学校之际，毛泽东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讨论新民学会以后的工作，确定会员今后的奋斗目标和应走的道路，提出新民学会会员和湖南青年向国外发展分两路进军：一路去法国勤工俭学，一路去南洋从事华侨教育。

此时，正巧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涂开舆先生回上海，为华侨中学聘请教员，井代新加坡道南学校、吉隆坡尊孔学校和坤城女中聘请教员。一师前校长孔昭绶和学监王季范先生将张国基介绍给涂。1920年2月，张国基离开长沙去上海会见涂校长，并领取护照和办理出国手续。4月的一天，毛泽东从北京来到上海，住法租界毕勒路。张国基住在公共租界棋盘街。两人住处相距甚近，常到一起商讨驱逐张敬尧以后的湖南建设及新民学会今后的发展等问题。

在离沪出国前夕，毛泽东为了欢送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和去南洋的一些教员，并借以联络新民学会和少年中国学会的感情，特意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联欢会。张国基若干年后还清楚地记得：1920年4月21日，即农历三月初三，旧俗称“踏青节”的那天，在上海霞飞路松社举行了联欢会，到会者有七、八十人。新民学会有毛泽东、彭璜、张国基、李思安、陈纯粹、欧阳泽等。少年中国同学会有康伯情、王光祈、涂开舆等。毛泽东和康伯情各代表自己的学会讲了话。会场设在绿革如茵的青草坪上，天气是那么晴朗，气氛是那么热烈，大家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尽情地联欢，会后照了一张12吋的大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张国基一直细心地保存着。1928年，因不便随身携带，便寄存在上海邓脱路一位孤老太太家。后因老太太去世．照片从此不知下落，令张国基深感痛惜。

联欢会后几天，去南洋和留法的同志同乘一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毛泽东亲自上船为大家送行。他来到每个人尽其才的房间，和大家一一握手作别，他亲切地握住张国基的手说：你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在外除教好自己同胞的子女及和当地原民亲善相处外，还要协助他们建国。这些教诲张国基一一牢记在心。汽笛长鸣，邮船起锚，毛泽东依依不舍地走下轮船，与张国基互道珍重，挥手而别。

船在海上航行15天，没有遇上风浪。望着风平浪静、碧波万顷的海洋，张国基觉得这里比动荡的中国社会似乎要安静得多。1920年5月，张国基一行到达新加坡，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他看到这里的华侨众多，大都是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南部的农民，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生活所迫，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有的甚至是被“卖猪仔”骗到海外的。他们既不懂英语，也不会说普通话，只能说家乡方言，更谈不上特殊技能，生活十分窘迫。殖民主义者蔑视华侨，学校拒收华侨儿童入学，华侨子弟得不到良好教育，这使一些思想进步、热爱祖国的华侨领袖如陈嘉庚先生等，积极主张华侨自己办学。老一代侨胞有感于自己目不识丁、深受没文化之苦，极力赞同。于是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南洋女中等华侨学校便应运而生。教育学制和课本均与国内相同，若不出校，简直不知身处异国。张国基一方面在道南学校专任教员，同时每周还在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兼课4小时，虽工作繁重，劳累奔波，可一想到临别前毛泽东语重心长的嘱咐，便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20年5月23日及9月19日，张国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汇报自己来南洋后的所见所闻、湘人在南洋各地的分布状况及如何加强新民学会建设和发展的意见。毛泽东则于1920年11月２5日回信，表示大体赞同张国基有关新民学会的意见，并针对张国基所谈南洋华侨教育情况，提出华侨教育应注重世界主义。毛泽东在信中说：“世界主义，即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张国基读了毛泽东的信后，深受启发。他当时担任语文、史地教学，便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把世界主义精神贯彻于语文、史地课教学中。学生们非常爱听，教学收到良好效果。在几十年的华侨教育中，张国基教过的学生逾万人。

1921年2月，张国基母亲去世。张国基请假回国，还未入家门，毛泽东已写了两封信到张国基家里。信中对张国基母亲逝世表示哀悼，并告诫张国基站在时代前面，改良旧社会传统习俗，不搞封建迷信那一套，并希望料理完家事后即来长沙。张国基有感于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万里奔丧，在益阳乡下安葬了母亲，仅待了两个星期，就赶到长沙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召集张国基等新民学会会员开会，共同商讨会务发展方向、会员应走的道路和如何继续向外发展的问题，并要张国基和新近从法国回来的萧子昇，一同到长沙一些进步单位作东南亚各地情况与法国勤工俭学的汇报和介绍。每到一处，毛泽东都亲自作陪，关怀信任之情，令张国基十分感动。在长沙待了一段时间张国基假期将满．便告别了毛泽东和国内亲友，重返南洋执教。

 

革命关头入中共

 

张国基身在千岛之国，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局势和毛泽东的情况。

1925年6月，张国基亲自护送一批印尼华侨学生回国学习。后来，其中有的学生跟毛泽东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战斗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建国后担任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

1926年12月，张国基从国外了解到北伐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便先写信给毛泽东，决定辞去中华学校校长之职，回国参加革命。12月下旬，张国基从印尼回国，一到长沙，就去清水塘找毛泽东。老友重逢，分外高兴。毛泽东亲切地说，你回来了，很好，什么时候到的?住在哪里?找到工作没有？张国基一一作了回答，接着彼此交谈了国内局势和国外情况。毛泽东告诉张国基，他最近将动身去湘潭、湘乡、衡山等县作农村调查。张国基对毛泽东说，他的一位姓王的老师在长沙办了一所中学，现在物色教员，约他去教语文兼当训育主任。

一个月后，张国基突然接到毛泽东从武汉拍来的电报，叫他立即去武汉。张国基拿着电报去找王校长商量，王老开通地说：“你还是去武汉吧!润之那里需要你，我这里可以另外请人。”于是，张国基便赶到武汉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张国基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停办以后，现在又在武汉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特请你来帮助教务主任办事，具体工作是接洽教师和编排课表。讲习所的教师大多是毛泽东事先亲自约定的，张国基则去和约定的教师商谈，具体确定讲课的日期、科目，并把编排好的课表送去。因此，这段时间张国基和毛泽东接触最多，几乎每天都要就教学问题与毛泽东商量一两次。毛泽东还每天亲自到讲习所视察教学情况，仔细地向张国基询问，教学是否都能按时进行?教学效果怎样?学员有什么反映?并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给学员讲课，如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首先在这里公开发表的。

1927年6月，农讲所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工作。由于“四·一二”事变，形势日益严峻，到这年7月，农讲所不得不被迫停办。前后虽只有半年多，但对张国基的影响却十分深刻。日后回忆起这段难忘的岁月时，他动情地说：“在这里，我有机会日日夜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工作，受到不少教益，同时，认识了许多革命前辈，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和实际经验。更重要的是，在这年的4月，经毛泽东和周以栗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的组织。”

1927年7月，张国基应毛泽东之邀，秘密赶到南昌。毛泽东要他到军队去工作。张国基有些为难地说自己不懂军事。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事不能去，你放心大胆地去干吧，会有人来协助你。过了几天，果然由方维夏同志介绍了两个人，来协助张国基收编被蒋介石解散的第二、六军残部。之后，张国基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独立第一师师长。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8月9日，张国基化装辗转来到武汉。在去农讲所的途中，遇到了毛泽东。张国基向毛泽东简要汇报了这次起义的情况，催促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毛泽东告诉张国基，他当天就要去外地。由于街上人多眼杂，不便长谈，两人匆匆分手。不料这一别，竟使两位老同学相隔27午后才得以重逢。

 

崇高友谊永流芳

 

1928年，张国基再次漂洋过海到南洋从事华侨教育。任中华中学副校长长达19年之久，所教学生逾万人，可谓桃李满天下。1954年，张国基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他，殷殷询问别后经历和海外侨胞情况，两人畅谈到深夜11时。张国基见时候已晚，恐影响毛泽东休息，遂起身告辞。毛泽东远送至院外登车，依依握手而别。崇高的礼遇，深切的友情，使张国基感到这是他平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

1958年，张国基正式回国定居，先后担任北京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校长、全国侨联主席等职。张老虽身居高位，仍生活俭朴，性情淡泊。毛泽东则始终未忘记这位同乡同学，1971年，他特地邀请张国基、周世钊等几位老人参观游览延安、韶山，使张国基晚年仍不断感受到毛泽东的亲切关怀。1985年11月，张国基再次到韶山。在韶山滴水洞，他坐在毛泽东当年住过的套间里，睹物思人，缅怀往昔，思绪万千，遂命笔题写了“洞庭八百里，衡岳七二峰，山水钟灵秀，擎天一劲松”的诗，表达对毛泽东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景仰之情。

    而今，毛泽东和张国基俩位老人，均已作古，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崇高友谊，堪称典范，永远光昭日月，启迪后人。